南宁一小区停车矛盾升级，物管报警18次都无法解决

今年是(shì)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与(yǔ)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(hézuò)，推出“抗战回望”系列，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、图书(túshū)、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，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，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。 本文介绍《江苏省江南(jiāngnán)两年来政情述要（民国二十八年一月(yíyuè)至二十九年十二月）》一书，反映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的敌后抗战与施政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(hòu)，国民政府治下有“省政府行署”的设置，最开始(kāishǐ)为各省省政府自行设立行署与各类(gèlèi)类似(lèisì)性质的机构，不久后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《战区各省省政府设置行署通则》对行署的地位加以确认——“各省当时所(suǒ)已经设立类似行署的组织均依次改组而(ér)取得了法律的根据，而其他各省也纷纷请求在适当地区成立行署”。其中规定(guīdìng)，行署是为了“增进地方行政效率，适应战区情况”而设立的，就职权上来说，是“在所辖区域内代行省政府职权，以省政府主席名义行文(xíngwén)时，由行署主任副署”。 江南行署下辖各县及其分类(fēnlèi)（1940） 对于行署的设立，陈之迈指出：“在抗战(kàngzhàn)期间，敌军侵入(qīnrù)，若干省份因战事的关系而形成割裂的局面，交通梗塞，使得省政府不能有效地监督指挥其全省境地内的各县。这种情形尤以沿江的省份为显著，因为敌人暂时控制了长江，而若干省份一部分在江南，一部分在江北(jiāngběi)，指挥遂极为不便。”江南行署自然(zìrán)是最符合陈之迈论述(lùnshù)的一例。 《战区各省省政府(shěngzhèngfǔ)设置行署条例》（1944） 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国民政府西迁，而江苏省政府及其下辖各厅、处则北迁淮阴(huáiyīn)。1938年7月，顾祝同（时任(rèn)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与(yǔ)江苏省政府主席）于安徽省(ānhuīshěng)设立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。后因江苏省政府江南办事处“范围(fànwéi)较小，不易推行”，1939年元旦成立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（为(wèi)行政院出台设立省政府行署的法令以前自行设置的），冷欣（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）任主任。 关于江南行署的(de)大致情况，冷欣称(lěngxīnchēng)“江南所处环境之艰苦，地方情况之复杂，与一切政务推行之困难，在(zài)全国各游击区域中，可谓无出其右”。江南行署下辖二十六县，“东起上海，西迄旧都（南京），重要城镇(chéngzhèn)及交通线(jiāotōngxiàn)，多为敌伪纵横盘踞，其整个县境在我方军力控制下者，惟溧阳一县而已”。 《修正江苏省政府江南(jiāngnán)行署组织暂行规程》中规定，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是江苏省政府为了(wèile)“便利抗战时期就近处理(chǔlǐ)江南一切政务”而设立的，下辖管辖地内(dìnèi)“所有江南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区保安司令部，各县政府(xiànzhèngfǔ)暨地方团队，及直(jízhí)属于省政府或各厅、处之机关”，在辖区内以江苏省政府名义发布命令，与国民政府所设的行署基本别无二致。江南行署驻地位于安徽屯溪。 《江苏省江南两年(nián)来政情述要（民国二十八年一月至二十九年十二月）》一书出版于1941年，书名(shūmíng)由冷欣题写。该书封面左上角印有“机密”二字，同时未注明该书的作者与出版社，可见该书为一内部出版物。全书(quánshū)分为县行政、自治、保甲、动员及(jí)组训、积谷、禁烟、救济事业、抚恤及褒扬(bāoyáng)、锄奸工作、赋税(fùshuì)、省县预算、会计及金库、地方金融、地方教育(jiàoyù)行政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、教育经费、编审、经济(jīngjì)斗争、统制食粮、增进生产、举办农贷、合作事业、交通通讯、水利(shuǐlì)、地方武力这些部分，可谓包罗万象了。下文将就相关部分择要说明，主要针对江南行署的行政与抗日斗争部分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(zhànshí)短期教育起居日课时间表》 对于江南行署施政环境的复杂(fùzá)，冷欣在(zài)书前的弁言中指出：“为政不难(nán)，为政于战时则难，为政于战时之前方则更难。”具体而言，为政于战时之前方之难体现在如下几点上： 一、敌伪不时窜扰，环境遂(suì)时有变迁，预定之策划，不能从容措施。 二、据点(jùdiǎn)密布，交通梗阻，政情之下传上达，悉多所扞格。 三、兵燹以后，典章册籍(cèjí)，散失殆尽，兴废继绝，无轨范可循。 四、奸伪及非法组织，以(yǐ)谰言日肆簧惑(sìhuánghuò)，民性渐失其淳笃，宽则入玩法犹豫之途，严则有驱如鱼雀之虑。 五、地方(dìfāng)贤达，作避秦计，多流亡异地，各级机构，致叹才难。 六(liù)、农村(nóngcūn)及市镇，遭轰炸焚杀劫掠，经济破产，财源枯竭，政费支绌。 因此，江南行署经过一年的建设后，仍仅仅是“凡百政务，粗具规模，仍未纳入正轨(zhèngguǐ)”。冷欣所承认的这一点在后面的叙述中即可看出(kànchū)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方便行政，1939年(nián)，江南行署下辖各区(gèqū)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各县县政府亦(yì)设置(shèzhì)行署，分别代行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各县县政府的职权。1940年1月，江苏省政府颁布《江苏省战时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置办事处(bànshìchù)办法》与《江苏省战时各县县政府设置办事处办法》，故而前设的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县政府的行署则撤销(chèxiāo)，而另行设置办事处，这应当(yīngdāng)是配合行政院将行署合法化与正式化的举措，亦即避免行署之间的相互混淆。 《各县受训(shòuxùn)人员籍贯及人数统计表》 在保甲(bǎojiǎ)方面，江南行署首先着手的工作即是修订保甲章则，因为“从前所订之各项保甲章则，用之于战前则相宜，用之于战时(zhànshí)则颇形凿枘，盖战时情形与平时(píngshí)(píngshí)迥乎不同，适用于平时者，多不能适用于战时，平时举办保甲，以安定社会、充实自卫力量为主旨，战时举办保甲，则应以(yīngyǐ)组织民众、团结力量、统一意志、协同抗敌为主旨”。 修订的内容有(yǒu)许多，值得注意的有如下两点：一、修正联保连坐切结——“从前联保连坐切结，所应连坐者(zhě)，以为‘匪(fěi)’纵‘匪’通‘匪’为限，现为防止奸伪活动，于切结内加入勾结汉奸一项，如联保各户(gèhù)内发现有勾结汉奸者，联保各户，均应连坐，又从前规定联保各户以不得少于五户(wǔhù)为限制，现修正为同甲联保，以期整饬”。 二(èr)、改订保甲(bǎojiǎ)规约——“从前规定之保甲规约举例，仅注重于自治、自卫各事项，现为配合军事，于该规约内，加入侦查、防范汉奸及(jí)敌谍事项，不贩卖敌货、使用伪钞(wěichāo)事项，优待出征军人(jūnrén)家属事项，破坏敌伪铁道、公路及电线、其他工事事项，提倡国民兵役、工役事项，救护难民、侨民事项”。 就这两条改变来说，无疑是为了适应战时的(de)需要，尽管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来实行则很难说。就其中的联保连坐(liánzuò)切结来说，中共的抗日根据地，在一些形势复杂，敌我等各类武装纵横交错的地方，仍然不得不接受甚至是支持“两面政权(zhèngquán)”之存在，江南行署在这里所定下的严厉的保甲制度到(dào)底能落实到何种(hézhǒng)程度，也就不难想见了。 在(zài)策反工作方面，江南行署制定了《策动伪组织反正办法》九条与《伪组织人员反正奖励办法》五条，将这(zhè)一工作分为两个方面，分别(fēnbié)为外层策动与潜入(qiánrù)策动。外层策动为“制订印刷品，宣扬中央(zhōngyāng)不究既往之德意及来归后之奖励，分寄各附逆人员，促其(qí)幡然悔悟，并对参加伪组织人员之亲友，阐扬抗建精神，敷陈附逆利害，激发其天良，使其从旁策动，至附逆人员之直系亲属，令其移居我军后方，优加管待(guǎndài)，以便招致来归”。这一方法，亦为中共所熟稔。 潜入策动方面(fāngmiàn)，该书则应当是为了保密，不敢形诸印刷品上而“从略(cónglüè)”。至于策反工作(gōngzuò)的具体成果，该书则称“一年以来，反正者尚非少数，其姓名亦从略”，自然也是出于保密需要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县二年来锄(chú)除奸伪调查表》 赋税方面，该书分为整顿田赋、契税与其他税收进行说明，由于对于田赋的(de)(de)整顿最能够反映江南行署(xíngshǔ)(xíngshǔ)在当地的统治与进取的实态，本文仅就其中的田赋部分进行介绍。江南行署治下各地，自沦陷以来，停征了三年，而原有的土地册串(cèchuàn)亦损失许多。于是，江南行署制定了《各县田赋册串暂行保管(bǎoguǎn)办法》，命令下辖各县切实整理、保管田赋册串。 而后，随着国军次第收复宜兴、溧阳(lìyáng)与(yǔ)(yǔ)高淳三县，部分县份国军的游击武装亦逐渐(zhújiàn)恢复(huīfù)(huīfù)，相应的，恢复行政以后，各县的开支则(zé)自然不断增长。因此，以“江南连年丰稔，三载蠲缓，民力(mínlì)已纾”为由，江南行署从1940年开始复征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1939年的田赋，至于这三县1940年的田赋则递缓；青浦、松江、金山、南汇、奉贤、川沙、上海、宝山、嘉定等九个县份则“以环境特殊(tèshū)，未能启征”，自然是因为日军控制严密；而溧水、金坛、江宁、丹阳、句容、江阴、武进、吴江(wújiāng)、吴县、无锡、常熟、昆山、太仓等县，则依照1939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的《战区土地租税(zūshuì)减免(jiǎnmiǎn)及耕地荒废救济暂行办法》中规定的“沦陷地方经过克复，或为我游击武力控制能行使政权之地区”的土地赋税与附加税“应予减征，以不超过原税额百分之五十为原则”，按照原税额实际征收这些县份五成的田赋。 《战区土地租税减免及耕地荒废救济(jiùjì)暂行办法》 这样看，实际上江南行署(xíngshǔ)则是依照法律(fǎlǜ)允许的(de)最高限度对这十余个县份来征收赋税的。但是，新收复且一直处于敌我拉锯战之中的宜兴、溧阳与高淳三县却依照原有田赋(tiánfù)的全额进行征收，则未必合乎这一法律的规定。可见(kějiàn)江南行署在实际执行法律中仍有相当大的变通，在特殊环境下，这一变通未尝不能理解，只是(zhǐshì)对于往往要向多股政治势力缴纳田赋与饱经战乱的当地人民来说，则又是平添了一层重负。 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江南行署的这一举措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，便又(yòu)是一个疑问了——1940年江南行署的预算中，可获得这些县份(xiànfèn)上缴的田赋(tiánfù)(tiánfù)七十万元。但结果是，镇江、丹阳、江宁、句容等县“以原有田赋册籍完全损失，敌伪又时常(shícháng)袭据，举办征收，极为困难，颇(pǒ)多中途停办”，惟有宜兴、溧阳、高淳、金坛、溧水这几个县份可以征收，最终全年实收田赋五十余万元。 纵观全书，该书在(zài)缕述江南行署的施政当中，一方面是在有些地方语焉不详，或是(huòshì)隐去相关事实，或是隐去具体的人名、地名与数字，应当是出于保密考虑，尚可以理解；而另一方面，则许多地方都是大谈(dàtán)江南行署的制度设计与规划，却无法告诉读者这些举措是否能够落到实处，收到多少成效，这两方面缺憾多少限制(xiànzhì)了这本书(běnshū)的价值。 但是(dànshì)，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，这两点缺憾(quēhàn)又反映出江南(jiāngnán)行署在当地的施政成效，至少在这本书出版的1941年以前，是十分(shífēn)有限的，其施政成效基本是集中于国军主要控制的几个县份，否则不会在图表与文字说明(wénzìshuōmíng)上如此(rúcǐ)缺失。也正是因为江南行署的施政效果十分有限，故而今日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，相对其他敌后地区来说也更少，因此，这本书的价值也从中凸显出来。 《江苏省江南(jiāngnán)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全期学术科时间配当表》 在这本书的编撰前后，江南行署下辖地区的日军开始(kāishǐ)猛然增兵，汪伪政权也开始厉行清乡，江南行署的命运自然益形岌岌可危。毕竟，无论江南行署及其下辖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府与县政府如何努力，没有武力的支撑，终是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。同样的道理，相(xiāng)较行政部分较多的语焉不详，该书在叙述地方武装(wǔzhuāng)的收编、组织、整训与战果方面则较为(jiàowéi)翔实，亦折射出了(le)江南行署在行政成果上(shàng)的缺失。 《江苏省江南各区县常备队战时短期教育术科基准(jīzhǔn)表》 回到开头，冷欣在弁言中所说的“为政不难”显然只能代表他个人的看法，否则(fǒuzé)许多人所认为的，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十年的许多地方行政糜烂，更有时人认为“当县长要(yào)有三个‘万’的本领，即是‘万死’、‘万恶’、‘万能’”，这些(zhèxiē)岂不是(búshì)成了无的放矢？联系到他在战前基本没有任何实质(shízhì)上的地方行政工作(gōngzuò)经历，而一直投身军队，地方工作经历的缺失也许正能解释他的这一刻板印象的产生。 抗战军兴，地方行政往往围绕着军队的需求(xūqiú)而展开，至于前方与敌后的地方政权则舍军队而无以维系，许多(xǔduō)如同(rútóng)冷欣一样此前全无地方施政经历的军人(jūnrén)得以主政一方，而未必不会(búhuì)带有冷欣这样的既有(jìyǒu)偏见。有关军人从政(cóngzhèng)，后世评价褒贬不一，并早在战时就有不少非议，而“军政分离”的呼声则高涨。对于军人从政这一现象，本文无法作出任何评价，不过希望可以通过对于军人从政的这一具体案例的说明，来为对这一现象的评判提供一些线索。 (本文来自(láizì)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